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
    
当前位置: 主页 > 中国地域文化研究 > 总论 >
論湖北文化的特點和影響 - 发布时间:14-02-07 10:54

論湖北文化的特點和影響*

羅運環

武漢大學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

 

政區文化史屬於地域文化學的一種類型,[1]即以現今一定政區如省域範圍,探討該地域過去的文化。21世紀以前主流的地域文化研究是以歷史文化圈域為單位的文化史研究[2]進入21世紀以後,適應建設文化強省(市)的需求,政府和學者都很重視以省域為單位的政區文化史研究,隨之,以省域為主的政區文化史研究便逐漸開始取代以歷史文化圈域為單位的文化史研究的主流地位。

湖北文化史研究,正是隨著政區文化史研究的熱潮而興起。從現有狀況來看,在湖北文化研究中諸如文化生態環境、文化中心(重心)的轉移、文化特點、文化的地位和影響等,這些較重大的問題尚須進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將就這些問題作些探討。

 

一 生態環境的獨特性

(一)地域認同與湖北文化地域的形成

  作為政區的湖北文化,是以現今的政區範圍,即省域為基點,探討過去的文化(以辛亥革命為下限)。故先考察湖北文化的地域,即現今湖北政區的形成問題。

湖北政區雖然成形於清代,完善於民國,但最初的基礎是在先秦楚國時代。從商末到戰國晚期秦將白起拔郢(西元前278年),湖北納入秦國版圖為止,約八百年間,楚國雖曾擁有半天下,但其首都在湖北,湖北一直是楚國的腹地,是經濟文化昌盛之地。這個中心區便成為後世的一種地域認同,即“楚”或“荊楚”,為日後湖北政區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另一個對湖北政區產生深遠影響的是漢末“荊州”建立。荊州之稱最早見於《尚書·禹貢》九州之中,漢武帝在全國設十三州部中有荊州刺史部,雖為一種巡視監察區,但已有了明確的地域,經三百餘年的發展,到漢末朝廷實行州、郡、縣三級制,荊州便成為名副其實的一處地方最高行政組織。湖北屬於荊州,劉表首任荊州牧,治所就在湖北的襄陽(今襄陽市)。後來治所多在江陵(今荊州市區)從而在故楚腹地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了荊州地域觀。三國時期,魏吳南北對峙,分設荊州,誰都不願更改地名;西晉統一後,合二為一,襲用“荊州”舊名,初治襄陽,後移治江陵,湖北的郡縣大體都在西晉荊州之域。東晉至元代,若南北對立,湖北則為武力所分割,若南北一統,則大都為若干高級地方行政體制所分開,似乎獨立的荊州已不復存在。明代,朱元璋洪武九年(1376),調整所承襲的元代行省,再次恢復漢荊州的地域,正式名稱為湖廣承宣佈政使司,在習慣上稱“湖廣行省”或“湖廣省”。同時,在明代官私文書中,人們習慣稱湖廣地域為“荊楚”,明後期還出現了“楚省”的簡稱,湖北在楚省之內。這些都體現出荊楚的地域認同,這種地域認同是一種綜合性指標。正是這種認同,荊楚地域分久必合,為湖北政區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礎。

清初沿用明制,置湖廣行省。康熙三年甲辰春三月甲戌(十二),即166447日,湖廣布政司(省)分立為左右二布政使司(省)。“以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荊州、襄陽、鄖陽八府,歸湖廣巡撫管轄”。康熙六年(1667),湖廣左布政使司改名為“湖北布政使司”。雍正初年,又改 “湖廣巡撫”為 “湖北巡撫”。湖北省正式建省,省會武昌。

湖北正式建省,省會定在武昌(今武漢市武昌),雖幾經改朝換代,一直到現今沒有變動。值得注意的變化主要是武漢市的成立。1926年秋,北伐軍佔領武漢三鎮,年底國民黨黨政聯席會議“確定國都,以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大區域,作為‘京兆區’,定名‘武漢’”。1927416日宣佈武漢三鎮合一,市政機關正式成立;418日武漢市政府正式成立。此後,湖北省省會雖仍駐武昌,但因武漢市的成立而有“武漢”之稱。

湖北建省之初,其所領“八府”,包涵了今湖北除鄂東北的英山縣、鄂西南的建始縣之外的全部政區,湖北政區範圍大體定型。此後,清乾隆元年1736將建始縣從四川省夔州府劃入施南府;民國年間,即1932年,又將安徽安慶的英山縣劃歸湖北,至此湖北政區範圍定型而無大的變化。這一政區正是我們研討湖北文化的地域範圍。

(二)地理環境的過渡性

湖北處於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向第三級階梯的過渡地帶,鄂西山地為第二級階梯的東部邊緣,鄂西山地以東屬於第三級階梯。地勢總體西高東低,最高點是西部神農架高峰神農頂,海拔3105米,號稱“華中屋脊”,最低點是東邊黃梅龍感湖湖底,海拔僅10米。因其西部為鄂西山地,東北至東南有桐柏山、大別山、幕布山等山地丘陵環繞,中部尤其是中南部江漢平原地勢較低,湖北的整體輪廓略呈向南開放式橢圓形盆地。

湖北地貌過渡性特點明顯。地勢起伏大,地貌類型複雜多樣,有平原、崗地、丘陵、山原、山地。在18.59萬平方公里的總面積中,平原湖區占20%、丘陵崗地占24.5%、山原和山地占55.5%,山原和山地多於平原湖區和丘陵崗地。

按地形地貌的特點,以丹江口—荊門—宜昌—松滋一線為界,湖北可大分為二區,此線以西為鄂西山地,此線向東則為鄂中鄂東地區。若細分則可為七區,鄂西山地細分為鄂西北山地、三峽谷地、鄂西南山原;鄂西山地以東可細分為鄂北平原崗丘、鄂東北低山丘陵、鄂東南低山丘陵、江漢平原。

這種過渡性地理特點,雖可細分為七區,但差異性較明顯一些的是鄂西山地與江漢平原為代表的山地和平原。鄂西山地是由一系列山脈組合而成的山群,山群間多河谷盆地。鄂西北名山武當山脈為秦嶺東延南支,其北有隕西至丹江口的漢水谷地及隕縣盆地;其南為竹溪至房縣斷陷盆地及谷地;神農架及荊山為大巴山山脈東延部分,是漢水與長江的分水嶺。鄂西南山原區,屬於雲貴高原的東北延伸部分。除東部邊緣外,山頂海拔10002000米,地勢高聳,萬山重疊,山頂平緩寬闊,高下參差,建始、恩施等盆地坐落其間,山坡陡峭,窄谷幽深,是謂“山原”。八百里清江從中部切入,形成鄂西南最大河谷,湖北第三大河流,著名的利川騰龍洞、恩施大峽谷、為其上游段落。三峽谷地,處於鄂西北山地與鄂西南山原之間,長江從中橫向切入,造成近200公里的舉世聞名的大峽谷,稱之為三峽,其中巴東至宜昌段在湖北境內。江漢平原,是由長江與漢江反復沖積而成。據調查,大體鐘祥以南,西自沙市,東至漢口,江河氾濫,漢江下游河道常常變遷,大規模開發利用,大約是在南宋晚期垸田出現之後。

這種山地與平原地理上的差異,在文化上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反映。以葬俗為例,山地人葬俗雖有多種,懸棺葬只能存在於山地,如古代巴人曾有懸棺葬的習俗,在三峽地帶的神農溪、霧渡河等地都有所發現,秭歸的棺木峽,據《邵伯溫聞見後錄》所載:三峽中石壁千萬仞,飛鳥懸崖不可及之處,有洞穴累棺槨,或大或小,歷歷可數。如此險峻絕壁,安放棺木,難度之大,令今人難以想像。平原通行土葬,攀比求厚,勞民傷財,故有“節葬”之倡。凡此等等,表明地理差異對文化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三)氣侯條件的過渡性

湖北總體屬於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北部接近我國北亞熱帶的北界,南部跨越中亞熱帶的北界(從三峽谷地向東沿長江一線至鄂東河谷地帶及鄂東南地區屬於“中亞熱帶”氣候),具有從亞熱帶向暖溫帶過渡的特徵。在歷史上不同時期,因氣候變化,這一中亞熱帶北界線有所擺動。如果不明了這一點,歷史上許多相關文化現象難以理解,如《史記·貨殖列傳》:“蜀、漢、江陵千樹橘”。《新唐書·地理志》:江陵府江陵郡“土貢……柑、橘……梔子”;襄州襄陽郡“土貢……漆器……柑”。但現在產柑橘的僅在湖北南端中亞熱帶,主要是三峽河谷地區。柑橘對溫度要求較嚴,適應其生長的溫度範圍為1337℃。柑橘不耐寒,抗寒能力極端氣候最低限度根據不同品種不能超出-3-9℃,表明漢唐時期荊州、襄陽氣溫接近現今的三峽谷地。如今襄陽和江陵(荊州)地區的氣溫下降而不能生長柑橘,若以現在的情況機械地比照以上的文化內容就難以理解了。又如,三峽河谷地帶,雖然歷史上氣溫多變,沒見有降於中亞熱帶線以下的情況,故素以盛產柑橘著稱,先秦時代屈原楚辭專有《橘頌》一篇,唐代時柑橘也曾作為土特產進貢朝廷的記載。凡此等等都說明氣侯在文化生態環境中也是不可忽略的內容。

(四)交通地理的樞紐性

湖北在北緯29º05´-33º20´、東經108º21´-116º07´之間,處萬里長江中游,居華中之中,毗鄰河南、湖南、安徽、重慶、陝西、江西六個省市。這種中心區位決定了他的交通的樞紐性。

歷史上對湖北經濟文化發展影響最深刻的交通路線,主要有兩條,其一是連接中原與湖湘及嶺南、雲貴的南北交通幹線,即荊州到襄陽間的主幹道,簡稱荊襄古道;其二是連接吳越與巴蜀的東西交通幹線,即長江水道。

荊襄古道,此道可水(漢江加古揚水或古夏水)陸並行,是貫通湖北中部南北的主幹道。沿此道北上經南陽(今河南南陽市)出方城,可交通中原,或經中原交通北京;沿此道經南陽向西行,入武關,可交通關中;沿此道過長江向南,近可進入湖湘腹地,遠可交通嶺南(兩廣);向西入沅江,則可交通雲貴。古代中央王朝的都城大多定在北方,或在關中、或在中原、或在北京。連接南北的荊襄古道至關重要,它既是朝廷與地方的重要交通要道,也為湖北經濟文化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得風氣之先,在這條連接南北荊襄古道兩端的荊州(包括沙市)和襄陽(包括樊城)率先發達起來,先後成為湖北最早的兩大中心城市和文化中心。

長江自西奔騰而來,穿入三峽至巫峽中段進入湖北,過境流長1061公里,是湖北境內最大的水上航道,也是連接下游吳越與上游巴蜀乃至西北陝甘、西南雲貴間的交通大動脈。六朝唐宋時期,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長江在全國交通地位也隨之抬升。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大運河成為首都糧食供給的重要管道,長江水道則成為轉運漕糧的交通大動脈,同時也進一步帶動了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長江沿岸的一些城市如沙市、宜昌,尤其是武漢的繁榮。武漢是當時轉運漕糧的重要中轉站和文化中心。近代,又隨著京漢鐵路以及粵漢鐵路的通車,連接南北的骨幹由鄂中移到鄂東武漢一線,進一步造就了大武漢的中心地位。交通對文化,尤其是文化中心的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二 中心變遷與傳統文化轉型

(一)遠古時期文化重心向東移動

從現有資料來看,湖北地區時代最早的人類生活在鄂西山區的深處,如200萬年左右建始直立人和100萬年左右的學堂梁子鄖縣人就分別發現于鄂西南的建始縣和鄂西北的鄖縣。荊州雞公山舊石器時代平原居住遺址(51萬年)的發現,則表明舊時器時代晚期遠古人類開始從山區走向平原,遠古文化重心開始由西向東邁出了轉移的步伐。

新石器時代,城背溪文化至大溪文化時期(約距今80005000年),湖北地區的遠古文化重心已在鄂西山地向江漢平原過渡地帶的宜昌、宜都、枝江等縣市,以大溪文化為特色的枝江關廟山文化遺存,其聚落足可與關中的仰韶半坡遺址比美;到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時期(約距今50004000年),遠古文化的重心則轉移到江漢平原地區京山、鐘祥、天門一帶。江漢平原的先民築有多座古城,比同時期其他地區的古城都多,最大的是與中原龍山文化同時的具有文明中心性質的天門石家河古城,還有精美的石鉞和玉雕,應出自土著先民“三苗”之手,為湖北文化的繼續發展奠定了較高起點。這是湖北最早的文化重心的遷移。

(二)夏代至戰國中期文化中心的變遷

這個時期,從中原移居湖北的先民最有影響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夏初禹征三苗以後,羋姓楚先南遷湖北地區,先後居漢水西部地區(包括漢北丹、漢二水間地帶);[3]第二次是商代中期,商人為加強對南方的控制而移民湖北地區,並在漢東建立據點,即盤龍城;第三次是西周時期,周天子移民湖北地區,建立隨國等“漢陽諸姬”,用以加強對江漢地區的控制。這三次移民先後造就了漢水以東和以西兩大文化區。漢西區的文化發展進程是楚文化特色逐漸濃厚。漢東區,如盤龍城(商代)、隨國所分別呈現出的商文化和周文化特點比較明顯;春秋中期以後逐漸融入楚文化之中。與此同時楚國向外加強拓疆力度,疆域擴展北至豫中地區、南至五嶺一帶,東至淮、泗流域、長江下游的魯東南和江浙地區,向西其勢力影響直至漢水上游和雲貴高原,據有中國半壁河山,從而形成了遠遠超出湖北的楚國大文化(簡稱楚文化)。

楚文化是中原文化與江漢土著文化融合為基礎,隨著新地域的擴展而不斷充實、昇華所形成的一種中國特色的地區文化。其文化地域雖然廣闊,但秦國白起拔郢以前其文化中心的移動一直在漢西地區,呈自北向南的移動走向。商末楚君鬻熊建國時都城在丹陽(今河南淅川境內),其子熊麗南遷沮水荊山之間,後世繼續南遷,最後定都於今荊州紀南城,名稱“郢都”。楚文化在此得楚國腹心地帶之利,持繁華的郢都之重,汲收四方文化之精華,形成楚文化中心。其高度發達的文化足可與其同時期西方的希臘羅馬文化相媲美。

(三)戰國晚期至秦漢時期文化復蘇和文化重心向北移動

戰國後期,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白起拔郢,楚國東遷陳城(今河南淮陽縣),楚國文化精英亦隨之東遷,湖北地區的文化遭到削弱,直到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這種精英文化才逐漸復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鄂北的襄陽地區。襄陽是由渡口城鎮發展起來的,兩漢時期其北的南陽郡城(治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發達,而襄陽僅為南郡屬縣,其地位並不顯著。東漢末年獻帝時中原大亂,劉表為荊州牧(190208年),據有荊州,以襄陽為州治,建學校,興儒學,中原士人為避戰亂,大量湧入,著名學者司馬徽、宋忠、綦母凱、穎容、王粲等均在其中,襄陽一時人文薈萃,名士輩出,王粲稱“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三國志·王粲傳》)。此時的襄陽不僅是包括湖北在內的荊州的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14歲的諸葛亮就是隨叔父諸葛玄由山東輾轉至襄陽,投靠荊州牧劉表,並在襄陽學習成長起來的。後來三國分爭,魏、蜀、吳都從當時聚集在襄陽的士人中吸取了大批的政治、軍事人才,使湖北成為三國文化富集地。

文化重心向北轉移,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中原戰亂而荊州安定之外,鄂北棗陽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出生地,為帝鄉所在,發展速度快。同時襄陽為中央王朝首都洛陽向南交通的樞紐之地,軍事要衝,經濟本來發達,持天子之重,得地氣之靈,地位迅速上升,此可謂偶然中之必然。

(四)三國至五代時期荊、襄、鄂三大文化中心鼎足之勢的形成

荊、襄、鄂是荊州(今荊州市區)、襄州(今襄陽市)、鄂州(今武漢市武昌區)的簡稱。這三大文化中心除原有荊州這一中心外,襄州和鄂州是經歷魏晉南北朝的發展逐漸形成的。襄陽雖然在劉表時一度成為政治文化中心,但襄陽城還只是一座縣城,尚未成為統轄一方的郡城。漢獻帝十三年(208),劉表病逝,曹操南下遭赤壁之敗,退歸北方後,將所得南郡北部建立襄陽郡,這一格局為後世所沿襲,襄陽城成為鄂北中心城市。東晉末年晉孝武帝在襄陽設立僑雍州及僑郡縣,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以襄陽郡南陽郡等建立雍州(南北朝後期範圍縮小,西魏恭帝元年改為襄州)並以襄陽為治所,襄陽又上升為州治之所。

與此同時,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宋武帝採納大臣何尚之的意見,分荊、湘、江、豫四州置郢州(隋開皇九年改為鄂州),其治所在夏口城(今武漢市武昌區),下轄江夏(治夏口)、武昌(治鄂,今湖北鄂州)、西陽(治西陽,今湖北黃州)、竟陵(治長壽,今湖北鐘祥)、隨(治隨縣,今湖北隨州)、武陵、天門、巴陵(治巴陵,今湖南岳陽)8郡(隋唐時僅轄鄂東南諸縣)。夏口城(今武漢市武昌區)成為鄂東政治中心,逐漸與襄陽、荊州形成鼎立之勢。

唐代,湖北分屬四道,四道中僅山南道(山南東道)的治所在襄州(在今湖北襄陽市)。江陵雖不是道的治所,但高宗上元元年(760)升荊州為江陵府(略高於州),建號南都,地位也甚顯要。安史之亂以後,湖北地區設三大方鎮,即山南東道節度使、荊南節度使、鄂岳觀察使,分別以襄州(今湖北襄陽市)、江陵府(今湖北荊州)和鄂州(今武漢市武昌區)城為治所。府雖比州地位略高,但鄂州後來又設武昌軍節度使,其地位漸顯重要。這三處既是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是三大文化中心。

鄂雖可與荊、襄為三大文化中心,但因鄂州起步晚,底子薄,在文化方面尚遜色于荊、襄二州。從唐代的進士統計人數中可以看出。唐代的進士:襄州13人,唐中葉前8人,唐中葉後5人;荊州8人,唐中葉前4人,唐中葉後4人;鄂州3人,唐中葉前1人,唐中葉後2人。又如見於《全唐文》和《全唐詩》中籍屬三個中心的作者和詩人:襄州36人,唐中葉前20人,唐中葉後16人;荊州30人,唐中葉前12人,唐中葉後18人;鄂州7人,唐中葉前無人,唐中葉後7人。[4] 這兩種統計皆表明,無論是進士還是文學家襄州尚居首位、鄂州比荊、襄二州都少。但襄州的進士和文學家唐中葉以後少於唐中葉以前,呈衰勢;荊州雖處於發展狀態,速度不快;唯獨鄂州均呈發展狀態,發展速度明顯快于荊、襄二州。

由此可見,此時湖北文化的重心雖然還在荊襄一帶,但鄂州的文化地位上升比較明顯,已呈現出文化重心東移的良好態勢,是湖北文化重心向南向東移動的轉折點。

(五)宋至清中葉文化重心向南、向東轉移

宋代湖北地區分屬五路,其中荊湖北路、京西南路的治所在江陵(今荊州市荊州區)和襄陽(今湖北襄陽市)。鄂州雖隸屬于荊湖北路,但其重要性已非同一般,據《宋史·地理志》所載,紹興元年和二年一度先後為荊湖東路和荊湖北路的治所。整個南宋時期也曾先後兼為鄂嶽制置使、江南鄂州路安撫、荊湖北路安撫、沿江制置副使、荊湖制置使等超出鄂州轄區的軍事職官治所。據《宋史·岳飛傳》,南宋紹興初年岳飛進駐鄂州北伐抗金,曾先後兼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等超出鄂州轄區的軍事要職。為了統籌鄂州、荊襄、江州等地駐軍糧餉經費,南宋王朝還在鄂州設立“湖廣總領所”,鄂州的政治軍事的重要地位日益顯要。又據陸遊《入蜀記》載,南宋時,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裡,雖錢塘(國都所在,今杭州市)、建康(今南京市)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 。其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人物繁盛”,業已成為長江流域的一處重要的文化中心。

元代湖北主要分屬於湖廣行省和河南江北行省。江陵、襄陽均作為二級地方行政單位路隸屬于河南江北行省,其中只有湖廣行省省會設在鄂州(元成宗大德五年改為武昌,今武漢市武昌),鄂州成為湖北境內唯一的地方最高級的政治中心。明朝合元代江北河南行省的今湖北省部分和元代湖廣行省的今湖南省部分等置湖廣布政使司(省),今湖北全境大體屬於湖廣布政使司(省);清初康熙三年(1664)湖北省正式建省。繼元明兩代之後,省會穩定在武昌(今武漢市武昌)。明中葉成化年間,隔江相望的漢水主河道入江口在龜山北麓形成,漢口作為新興的工商業市鎮在明清之際迅速崛起,成為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武漢三鎮鼎立格局形成,號稱“九省通衢”,為華中最大的中心城市和文化中心。

與文化中心轉移緊密聯繫的是文化重心的轉移。南宋以後,湖北的文化重心進一步向南向東轉移明清科舉進士的情況就說明了這一點。據民國《湖北通志·選舉表》[5],明代進士,傳統的三個文化中心:襄陽府所在的襄陽縣39人(前期16、後期23);荊州府所在的江陵縣70人(前期17、後期53);武昌府所在的江夏縣64人(前期20、後期44)。由此可見襄陽已在江夏之下。此外在襄陽之上的州縣有:石首(屬荊州府)42人(前期13、後期29)、黃岡(屬黃州府)87人(前期10、後期77)、麻城(屬黃州府)100人(前期17、後期83),其中黃岡、麻城已超過江陵和江夏。再從三個中心所在的府來看:襄陽府68人(前期25、後期43)、荊州府190人(前期52、後期138)、武昌府232人(前期61、後期171),顯然武昌府不僅超過了襄陽府而且已在荊州府之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州府有321人(前期45、後期276),居湖北八府之首,黃州府及其屬下的黃岡、麻城後期進士人數增加幅度較大。凡此均表明,明代前期(洪武-成化年間)文化重心已南移長江沿岸,明代後期(弘治-崇禎年間)文化重心則東移到鄂東地區。從民國《湖北通志·選舉表》的有關進士統計來看,清代湖北的進士比明代多,清朝前中期(順治—道光年間)進士最多者仍然在鄂東,武昌、漢陽、黃州進士(分別為180230233人)高居湖北11府而居前3名,表明文化重心已穩定在鄂東地區。

文化中心和文化重心的轉移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移民、江漢平原的開發和漕運航道的改變應是最主要的因素。這一時期大的移民有兩次,即宋代靖康之亂以後北方遷入的移民、明清時期“江西填湖廣”的移民,都在湖北文化發展過程中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如南宋中後期宋蒙(元)交戰,淳祐年間,“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于鄂渚。”時負責長江中游防務的著名戰將孟珙分別在公安(今公安縣北)、鄂州(今武漢市武昌區)設立公安書院(又名竹林書院)和南陽書院接納這些流徙的士人。其中鄂州建南陽書院的學館多過六十間。這些士人的到來促進了鄂南、鄂東地區文化發展。同時移民的到來也加強了江漢平原的開發。江漢平原大規模開發利用,湖北經濟重心向東南轉移,並在明清之際完成。“湖廣熟,天下足”諺語的流傳,正是轉移完成的一曲凱歌。另一方面,北宋王朝建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市),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市),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湖北等省上繳糧食均改由長江—運河漕運為主,同時武昌至信陽陸路遂漸上升為主幹道。凡此,皆促成湖北文化重心及文化中心向武漢及鄂東轉移。

(六)晚清時期武漢在傳統文化轉型中的先導作用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國家。英國等西方列強依據系列不平等條約沿長江深入華中內地,漢口、宜昌先後於18611877年開埠;與此同時,廣濟的武穴、嘉魚的陸溪口、沙市(1896年正式開埠)被先後增加為外輪停泊碼頭,西方傳教士更是沿著漢水、清江等深入鄂西北老河口和鄂西南長陽等地的鄉鎮設堂傳教,湖北淪為半殖民地,開啟了晚清社會和傳統文化的轉型進程。

湖北處東西南北交通樞紐之地,開內地風氣之先,在轉型中崛起,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武漢是湖北的省會,“占長江沿岸最樞要之地”,基礎較好,開埠甚早,工商業發達,僅次於上海,居全國第二位,是湖北也是內地最大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享有“東方芝加哥”(當時的美國第二大都會)的稱譽。張之洞的湖北“新政”;推翻帝制、創建民國的辛亥武昌首義,為傳統文化轉型開創了近代歷史新的紀元。

 

三 主要特點

(一)崇尚自然,追求人生天性

此特點屬於思想層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順其自然和追求人的自然天性。前者是指主體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方法和途徑;後者僅指主體追求人性的一種最高境界。這兩個方面在湖北地區都顯得很突出。

論及崇尚自然思想自當首推道家。按傳統的說法道家學說淵源于創建楚國的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學思想則是春秋晚期的老子。《老子》主張 “道法自然”(郭店楚竹簡本甲篇第15)。治民之道,“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樸”(竹簡本甲篇第19),從而達到“亡(無)為而亡(無)不為”(竹簡本丙篇第2)的目的。老子的最高道德標準是“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嬰兒)(竹簡本乙篇第20),就是要返樸歸真,回復到人性最單純的境界。老子是楚人,雖不生在湖北,但湖北是楚文化的中心,其著作比較流行,如最早的《老子》版本,即郭店楚簡本就出在湖北地區。

文子為春秋晚期人,其著作一度受到懷疑,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出土後,重新得到肯定,進一步證明他是老子的學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對楚國朝政產生過影響。

郭店楚簡還出土有道家佚作《太一生水》。《太一生水》比今本《老子》更為系統地表達了道家的宇宙生存論,主張“聖人無為,故無敗也……是以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所強調的就是順其自然。

又如晚明鄂東泰州學派。此學派是宋明理學陸王心學泰州學派繼續向左發展的支系,先後寓居於黃安(今紅安)、麻城的李贄是其代表,晚明文壇的公安派亦受其影響至深。李贄認為世上一切物質和精神僅存於“真心”或“童心”之中,絕假還真,“清淨本源”。“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他“非聖無法”,反對“以孔子之事非為事非”,反對程朱理學禁欲主義哲學,主張個性解放、提倡男女平等,將陸王心學發展到邏輯的終點,被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實為中國的一種早期啟蒙主義思想。

又如文學方面,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後以標舉“性靈”聳動晚明文壇。公安派強調“自然之韻趣”的“真詩”,不效顰漢唐,直面現實人欲天性,任性而發,真情流露,出自“性靈”;竟陵派主張讀書養氣以求其厚,從古人詩中求“性靈”,“虛懷定力”創作“真詩”,達到“獨往冥游於寥廓之外”的境界。二派創作詩文的主旨思想,追求人的自然天性,促進了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潮的高漲。

(二)浪漫主義

浪漫主義既是文學藝術的一種基本創作方法,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真情流露,想像豐富,大膽誇張,構思超常,幽深奇譎;以奇妙的幻想來體現美好的理想,並試圖用美好的理想去“代替”或“補充”不理想的或不夠理想的現實。浪漫主義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但作為一種思潮和流派並非普遍存在。在中國地域文化史上,一般認為湖北文化最具有浪漫主義特色。

湖北文化的浪漫主義特色,東周時期最為突出。已成為一種思潮,文學、藝術、思想等各方面都有表現。大量漆器紋飾,普遍流行一種飄逸感很強烈的鳳尾紋。楚地還流行一種複合造型法,即動物合體、人獸合體,曾候乙墓出土的鴛鴦漆盒上的《擊鼓舞蹈圖》、《撞鐘擊磬圖》,擊鼓撞鐘的樂師鳥首人身,奇幻怪誕,充滿神秘色彩和浪漫氣息。詩歌《漢廣》、《鄂君歌》(或稱《越人歌》)等,也都充滿了神秘色彩和浪漫氣息。屈原在這種氛圍裡,加上個人的性格和遭遇,開創了追求“美政”理想的積極的浪漫主義。宋玉也寫出了充滿浪漫主義的辭賦。

湖北地區是楚國的腹心地帶,這種浪漫主義思潮也輻射到了楚國的其他地區。莊子是宋裔楚人,因個人的經歷和感受不同,創造出了追求逍遙的浪漫主義。

歷史上還有曾經遊歷和寓居於湖北地區的文人留下的著名詩篇,如曾受李白讚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前頭”的唐代崔顥《七絕·題黃鶴樓》、李白的《七絕·早發白帝城》、《七絕·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宋代蘇東坡寫黃州赤壁的三篇:《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還有當代領袖毛澤東的《水調歌頭·游泳》等等,均借壯麗河山抒發情懷,他們高遠、宏闊的氣象,“故國神遊”的意境,無不充滿浪漫情懷。

湖北文化之所以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條件是學者們談論最多的,誠如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劉師培所言,“楚國之壤北有江漢,南有瀟湘,地為澤國”;“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薄,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屈原作品是湖北文化浪漫主義特色的代表作,更是人們探討的重點。早在南朝時,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劉勰也說過“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現代文豪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一書中也指出:“屈原是產在巫峽鄰近的人,他的氣魄宏偉,端直又委婉,他的文辭的雄渾、奇特而又清麗,恐怕也是受了此山水的影響。”凡此表明湖北雄麗的山川,浩渺的江水湖光是浪漫主義產生的地理條件。湖北地域文化之所以浪漫主義特色鮮明,除了上述特定的自然環境,以及湖北較盛的巫文化因素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於湖北文化具有較強的崇尚個性的價值取向

(三)相容並蓄

湖北居華中之中,水陸交通發達(詳見第一部分)。除西北和西南山區經濟文化比較閉塞落後外;大部分地區處於樞紐性縱橫交通線上,一是南北東西來往人口較多,二是因境內外戰爭等原因人口遷徙較其他地區為多。表現在文化上具有多元的價值取向,具有較強的開放性和相容性。這種開放性和相容性突出地表現在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上。

據古籍所載,早在唐、虞至夏之際,堯、舜、禹先後多次南征三苗,三苗或不服堯而“叛入南海”、或被舜流放“三危”、或被“禹放逐之”。夏朝控制江漢地區後,從中原移民加以補充。羋性楚人約在此期間從中原南下,與江漢土著先民融合,形成了具有獨創精神的楚民族,促進了楚族及其社會的發展,創建了上古一流的楚國,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楚文化,揭開了湖北歷史文化最輝煌的一頁。

歷史上還有數次北方的移民,以及明清時“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移民。由於本地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差異,主體文化在發展中對這些存在差異的移民文化不斷地加以涵化和相容,或者加強本地文化發展,或者產生新的文化。如西晉末年至南朝中期百餘年間的北方移民浪潮中,大量北方移民夾雜著西域胡人胡商南來,以僑州郡縣的形式居住于漢水中游的襄陽、大堤城(今宜城市)、石城(今鐘祥市)一帶,促進了荊襄地區,尤其是漢水中游城市商業的發展。僑民文化與本地文化結合,繁榮的商業與歌伎為伍,“楚韻”、“胡風”、“蠻俗”融為一體,[6]產生了著名樂府民歌“西曲歌”。

另外,生活風俗與衣食住行方面也有這種例證。襄陽接近南北交接線,在交通方面素有“南船北馬(含北車)”之稱,歷史上李皋研製的“車船”就產生在這裡。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4),曹王李皋任襄州刺史及山南東道節度等職時,他想把北車的技術運用于南船之上,常運心巧思,在戰艦兩側安裝兩輪,以輪代槳,蹈動艦輪,翔風鼓浪,迅若掛帆,快如奔馬(《舊唐書》卷131《李皋傳》)靈活適用。這種車船是一種人力踏動輪船,專作軍用。李皋是習慣坐車子的北方人,借用車子兩輪技術改造戰艦,正是北車南船兩種文化交融的結晶。

湖北文化最深層次的價值觀也具有多元的特點,因此,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農家、佛教、道教等,都有發展空間,其各種價值觀也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社會總的取向而言,雖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側重,但以儒、道為代表的價值原則,始終是傳統文化的主流,其中以道家為代表的價值原則的影響程度較其他地域為深。

正由於湖北文化具備開放性和相容性這兩大特點。所以,在晚清中西文化劇烈的碰撞中,湖北文化對西方文化顯示出較強的相容性。並在文化轉型中處於先進地位。

(四)趨時拓新

與時俱進、革故創新是文化得以持續發展的生命力之所在。湖北由於區位優勢,和創新主體所特有的精神,在不同的歷史時段和各個層面都有不少創新,其中不少或開全國風氣之先,或在全國和世界文化中產生深遠影響。

春秋初年,楚武王所首創的縣制,就是在制度層面的重大創新。自西周初年實行分封制以後,周王朝及其大小諸侯國普遍推行分封制,楚國也不例外,如西周中後期之際,楚君熊渠就曾封其三個兒子于“江上楚蠻之地”。春秋初年楚武王率先打破分封制,在今荊門市南部設立權縣,遂漸以官僚體制的縣制取代貴族體制的分封制,意義重大,被顧頡剛先生稱為“春秋第一縣”。[7]

又如北宋蘄州羅田縣(今英山縣草盤地鎮五桂墩村)人畢升所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在世界印刷技術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明代黃州府蘄州(今蘄春縣蘄州鎮)人李時珍,實踐鑽研27年,完成藥典巨著《本草綱目》,集中國古代藥典之大成,流傳世界各地,被稱為“東方醫學巨典”,“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達爾文語)。

又如晚清荊州府宜都縣陸城鎮(今宜都市城關鎮)人楊守敬,光緒六年(1880)即日本明治十三年,作為駐日公使隨員,攜帶13000中國魏晉南北朝金石碑版圖書赴日,交流書藝,對日本書道藝術中興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被日本人稱之為“近代日本書道之祖”。又歷經四、五十年,撰成巨著《水經注疏》(死後其門人熊會貞續補),被稱為“集向來治酈《注》之大成。”

又如張之洞督鄂期間的“湖北新政”,就是一種全方位的創新。“中體西用”是其所撰《勸學篇》的主題思想,銳意革新,集洋務思想之大成,光緒帝稱讚該書“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人心大有裨益”。旬日之內,三移版本,刊印逾200萬冊,風行天下,在國外還有外文譯本。其新政突出表現在重工業和教育兩個方面。張之洞所開辦的以漢陽鐵廠為核心的鋼鐵企業(後改名為漢冶萍公司)是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從西方引進先進的設備,採用當時最先進的貝色麻式酸性轉爐和西門子——馬丁平爐,把中國煉鋼技術推進到暫新階段,所產之鋼能“卷成炮管、槍筒、並大小鋼條,精純堅實,與購自外洋者無殊”。不僅為中國提供了大量的鐵軌等到鋼製品,產品還曾出口美國、澳洲及東南亞等地,被西方輿論稱其為“二十世紀中國之雄廠”,視為“與歐美爭雄”,“步武西法”的標誌。又如以步槍“漢陽造”著稱的漢陽兵工廠,也擁有先進的軍工技術,我國最早的無煙火藥就是該廠無煙火藥總辦化工學家徐建寅所研製。這種無煙無渣的新火藥爆炸力達到先進水準,在我國軍火工業發展史上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技術發明。晚清時期是教育變革轉型的重要時期,張之洞督鄂期間曾先後改書院為學堂和創辦新式學堂教育體系,創新辦學模式,既以“中體西用”為宗旨,又能靈活把握。如以外語為主的方言學堂,“中學”比例極少;而以保存“國粹”為主的存古學堂則“中學”占主導地位。基礎教育與實業教育並舉,在校學習與出洋留學並重,培養了大量人才。後來居上,領先全國,“當清季興學令下,各省考察學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員者必于鄂,外地學生負笈遠來者尤多”。武漢成為華中乃至全國的教育、科技中心。為武漢的崛起、為武漢成為辛亥首義之區奠定了基礎。

 

四 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

(一)屈原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

一個民族不僅要有本民族的民族精神,而且還要有體現本民族精神的典範。楚國時代的屈原就是一位跨越時空而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典範。屈原受重用時,“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努力實行其“美政”理想;遭排擠、疏遠,甚至流放時,也不改 “前志”,沒有放棄對“美政”理想的追求。誠如司馬遷所云:“以彼其才,游諸候,何國不容”(《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但他始終不忍離開自已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國為止。正是這種執著的愛國情懷,“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九章·橘頌》)的“后皇佳樹”似的精神,構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來,歷史選擇了屈原這個歷史人物,充當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典範。歷代帝王著眼於屈原“竭忠誠而事君”: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為昭靈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為“忠潔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為“忠節烈公”,等等。一些文人學者多從儒家角度,引經據典評論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漢代劉安對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評價:“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代晁補之認為:屈原愛君,“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辭,“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之時”,可與儒聖同等。朱熹認為,屈原 “乃千載而一人”,其“忠君愛國之誠心”,不辨自顯;其書可以發“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綱五典(常)之重”。皆意欲將屈原納入正統的儒家範疇。而人民則因為屈原的精神所感染而深切地寄予哀思,不僅在他的故里秭歸和投水的汨羅江畔修建了屈原廟、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還以端陽節吃粽子和賽龍舟的形式來紀念他。

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甚至於不同的國度,都具有強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所倡議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這位中國的典範便成了世界性的典範。誠如毛澤東主席所言:“(屈原)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裡。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8]

(二)楚辭與中國文學

《楚辭》同《詩經》一樣,是我國文學兩大源泉之一。楚辭作為一種文體,是春秋以後隨著周詩(《詩經》)熱的冷落而崛起于楚國,並成為我國詩歌創作的一個嶄新的發展高峰。所謂“自風雅(指《詩經》)寢聲,莫或抽緒(繼承),奇文鬱起,其《離騷》(代指楚辭楚賦)哉”(《文心雕龍·辨騷》)即指此而言。與此相應,在這個高峰時期,還湧現出以屈原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在內的楚辭、楚賦的作家群體。這既是楚國,也是我國第一個作家群體。屈原以楚辭著稱,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賦見長。他們創作了不少作品,而水準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為宋玉,故後世或以“屈宋”並稱。

楚辭在民歌體式的基礎上,開拓了宏大的篇體和錯落有致的句式。擺脫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句式的束縛,節奏韻律富於變化,表情達意更為深刻而委婉。自屈原創作楚辭以後,歷代文人學者幾乎沒有不讀《楚辭》,沒有不受屈作楚辭影響的。他們追慕屈原,摹擬屈作楚辭。真可謂“其衣被辭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龍·辨騷》)。至於“其影響于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9]。《楚辭》在東方世界漢文化圈內影響也很深廣,它在唐代傳入日本,對日本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此外,還被譯為多種外語版本流傳歐美及俄羅斯諸國。

(三)東山法門、武當派與中國宗教

禪宗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它對中國乃至東方文化都有著深遠的影響。禪宗發軔于梁武帝時由印度來華的菩提達摩,正式形成在唐代初期的鄂東地區,始于四祖道信,興于五祖弘忍,成于六祖惠能。道信生於南朝陳廢帝太建十二年(580),齊昌郡蘄州苞興縣衙內(今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鎮),姓司馬,俗名信。隋初出家,唐初住持黃梅破額山(後改名雙峰山,今黃梅縣城西北15公里處)正覺寺,定居授法。唐太宗李世民曾慕名多次派使者迎其入宮,因堅辭不往,獲賜紫衣。弘忍,出生于隋代蘄州黃梅(今黃梅縣),俗家姓周,從小隨道信學習禪法。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道信圓寂(逝世),弘忍承其衣缽,繼任雙峰山住持,參學者日見增多,便於雙峰山東馮茂山另建寺院,取名東山寺(今黃梅縣城東12公里處),其禪法因此而有“東山法門”之稱。東山寺盛時,弘忍門下多達到七百餘人,其中惠能及其師兄神秀,因各賦一首“菩提”偈,分出“頓悟”和“漸悟”之異,惠能勝出,而弘忍以衣缽暗授惠能。後來惠能南下,神會西去荊州當陽度門寺(今宜昌市當陽玉泉寺),形成南北兩禪。武則天時迎神秀入長安,親加跪禮,聞風來拜者日至數萬;中宗即位,尤加禮敬,北禪大盛。唐玄宗時,慧能的弟子荷澤大師神會入洛陽大行禪法,取代北禪而盛,禪宗得以迅速發展而成為中國佛教最大宗派,流行日廣,影響及于宋明理學,且流傳到日本諸國。

五當派,即武當道教,以崇奉玄武神(尊稱玄天真武上帝,簡稱真武)為主要特徵。自唐太宗李世民敕建“五龍祠”後,歷代皇帝極力推崇武當山真武神,奉為“社稷家神”,武當道教遂漸興旺,明朝達到鼎盛。明成祖朱棣奪取皇位,奉真武為護國之神,將武當視為“皇室家廟”,營建宮觀,武當山遂以“治世玄岳”的崇高地位成為全國的道教活動中心。武當道觀整個建築按照“真武修仙”的道教故事,採取皇家建築法式設計佈局,因山就勢,錯落有致,建築與自然高度和諧,其中以明代建築最具代表性,1994年武當山古建築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此外,元末明初武當道士張三豐所創武當拳,亦名內家拳,經歷代充實、積累,形成中華武術一大流派,享有“北宗少林,南尊武當”之譽,流傳海內外。

(四)“楚調”與中國戲劇

楚調,又稱“漢調”,辛亥革命後改名“漢劇”,是產生於湖北的主要劇種。清康熙年間已盛行湖北,流行於河南、陝西、湖南、重慶、四川部分地區,乾隆時,楚調更遠播江西、江浙、廣東、雲貴等省,對南方許多劇種有深遠的影響。在北方對京劇的貢獻尤巨。

元末明初隨著雜劇的衰落,一種新興的南戲以嶄新的面貌在長江下游發展起來,形成四大聲腔系統,其中弋陽腔流行最廣,昆山腔(簡稱昆腔)在明中葉取得正統地位,入清代以後,被朝廷定為“雅部”,弋陽腔、與其他梆子腔、秦腔楚腔等一律被貶稱為“花部”或“亂彈”。不過,從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80壽慶始,北京演藝界開始發生重要變化,“四大徽班進京”、“京師尚楚調”,徽、漢合流,新的劇種“京劇”逐漸形成並取代昆腔而成為正統。徽漢合流,楚調(漢調)究竟發揮多大的作用,清代京城有“班曰徽班,調曰漢調”之說,今人或以為京劇唱腔主要承襲楚調(漢劇)皮黃腔(即西皮、二黃)而來,說四大徽班在京劇形成過程中只起了載體作用,其實也不太公允,最早進京為乾隆皇帝慶壽的三慶班,就是演二黃為主要特點的。若拋開細節宏觀而論,“京劇重老生”,這是京劇最顯著的特點。“在漢調進京之前,無論是稱為雅部的昆班,還是屬於花部的京、秦、徽班無不是演旦角為主……漢調進京之後,形勢發生了變化,演男性角色劇碼日多,尢以老生為主之劇碼數量最大。”[10]就此而論,楚調(漢劇)對京劇的貢獻,應首推崇陽人米應先,米氏進京演關公戲一時傾倒京城,主領三慶徽班的程長庚向米氏學關公戲,嘉慶皇帝也看他的戲,高麗、琉球使者及其學人也爭相“求識之”,用現今的話來說叫國際影響。先有了米氏關公戲,後才有了京劇界的“老生前三傑”(程長庚、餘三勝、張二奎)和“老生後三傑”(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米對京劇老生藝術具有開創之功。余三勝、譚鑫培是羅田和江夏人,對京劇也都有創造性的貢獻,尤其是譚鑫培規範京劇的語言和藝術,促進了京劇的成熟和繁榮。凡此皆充分顯示出漢劇在中國戲劇文化上的地位和貢獻。

(五)武昌首義神髓與中國制度文化

19111010日的武昌首義,就其制度層面而言,有破有立。首義後諸省響應,帝制崩坍,清廷哀歎,“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11]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212日),隆裕皇太后代為6歲的小皇帝溥儀頒佈《退位詔書》。自秦始皇以降2132年君主專制的帝制從此廢除,此可謂之破。武昌首義的次日,即宣佈成立以黎元洪為都督的湖北軍政府,發佈了第一號佈告,宣佈廢除清宣統年號,號召各省響應武昌起義,建立中華民國。119日湖北軍政府公佈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約法》,響應起義的各省亦紛紛效仿。這是中國第一個近代憲法性質的檔,集中體現了武昌首義所高揚的民主共和精神,[12]開啟了民主共和建設之門,故可謂之立。這一破一立所體現的是中國政體的變革,即廢除君主專制的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後來南京民國臨時政府所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草案》和《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都先後以《鄂州約法》為依據和藍本。袁世凱在任大總統的最後時日宣佈稱帝僅維持83天就被迫下臺,後來又有張勳復辟,不足12天而破產,帝制已難以死灰復燃。武昌首義確實具有劃時代意義,其所高揚的民主共和精神,對此後的中國影響深遠。

 

五 結語

上面分生態環境、變遷規律、主要特點,以及對中華文化主要貢獻等四大部分討論湖北文化,從中可以得出如下通識:

其一,湖北文化比較發達,在歷史的長河中閃光點甚多。雖然分別在第三、四兩大部分以“湖北文化特點”和“湖北文化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為題加以闡述,但限於篇幅,只能就其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亮點撮其要者加以闡述,諸如舉世無雙的曾侯乙編鐘所反映的音樂文化、棗陽市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故里的帝鄉文化、2000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鐘祥明顯陵皇家陵寢文化,等等,在其他省域看來已很重要的這些文化也都未能擠入闡述。

其二,湖北文化中心(重心)在歷時空間中呈現出由北向南、自西徂東的變遷規律,集文化和政治、經濟中心為一體的大武漢的出現正是這一運動的結果。這種變遷規律,一是與全國經濟中心向東南轉移具有一致性;二是與全國國都向東南或向東北遷徙相關聯;三是明清時“江西填湖廣”的移民促進了這一運動的最後完成。

其三,湖北文化之所以發達,原因甚多,除了湖北先民的創造精神外,地理位置是其比較重要的原因。湖北居華中之中,處華中東西南北交通樞紐之地:荊襄古道是古中國中部的南北交通要道;長江、漢水穿境而過,東西水上交通便利。凡此等等,雖不能唯地理論,但湖北的這種地理格局在文化上的作用確實難以低估:湖北文化因生長在交通樞紐之地的華中,其文化的開放性優於一般地域,吸取域外文化機遇較其他地域多且便捷,能較早得風氣之先,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同時,也不斷地以其特色內容豐富中華文化的內涵,甚至流傳海外不同的國度。

 



  * 本文受到武漢大學“湖北研究”專項專案“楚文化精神研究”(20110103)的資助。

 [1] 羅運環、張丹、吳國恒、楊山坡:《中國地域文化研究三十年》,載馮天瑜主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研究 》,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

 [2]羅運環:《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人文論叢》(1998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羅運環、張丹、吳國恒、楊山坡:《中國地域文化研究三十年》,載馮天瑜主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研究 》,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

[3] 羅運環:《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62頁。

[4] 參見牟發松《唐代長江中游的經濟與社會》,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11314頁。

[5] (民國)呂調元、劉承恩修張仲炘、楊承禧等纂:《湖北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年。

[6] 羅運環主編:《荊楚文化》,北京教育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2006年,第212頁。

[7] 顧頡剛:《春秋時代的縣》、《禹貢》卷71937年第67合期。

[8] [俄羅斯]尼·費德林:《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周愛琦譯,新華出版社,1995年。

[9]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20頁。

[10]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上海藝術研究所:《中國戲劇史(上)》,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第65頁。

[11]《清帝退位授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政府諭》,載《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1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7頁。

[12] 馮天瑜、張篤勤:《辛亥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90頁。

 

 
 
(责任编辑:admin)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