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
    
中國秦代漢初貨幣制度發微 - 发布时间:13-03-05 08:40

中國秦代漢初貨幣制度發微*

 ——張家山漢簡與睡虎地秦簡對比研究 

羅運環

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二年律令·錢律》(以下簡稱:張家山漢簡《錢律》)所見漢初貨幣法律,繼承了秦律,但比《睡虎地秦墓竹簡·金布律》(以下簡稱:睡虎地秦簡《金布律》)所見秦代貨幣立法條文更加細緻更加完善。貨幣制度是國家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的貨幣本身結構及貨幣流通管理的制度。在以金屬貨幣為主的秦代漢初,貨幣制度一般包括鑄幣的材質、貨幣名稱及貨幣單位、貨幣的鑄造權、貨幣始用中的規定。以往學者在這方面作過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績,[1]但有些問題尚須進一步探討,如秦代漢初貨幣制度發生了哪些變化、秦漢之際是否存在從三幣制到二幣制的變化、始皇三十七年“復行錢”的內涵究竟是什麼,秦代漢初“行錢”的計值單位是什麼、黃金的最高衡值單位秦“鎰”漢“斤”是否相等、呂後二年以前的漢半兩鑄造權問題等。下面將在張家山漢簡與睡虎地秦簡所見貨幣法律比較研究的基礎上,討論秦代漢初的貨幣制度及相關問題。

 

一 貨幣法律文書文體比較

 

睡虎地秦墓竹簡有關貨幣的法律文書是《金布律》。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共有15條法律文書,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內容,即:前5條屬於貨幣法律。後10條是官府財物管理及雜役人員配備方面的法律。後者,涉及到財物出納帳簿管理(第6條);都官及其下屬官吏雜役人員及相關物品的配置(第7條);官府機構內債務及罰贖款、器物回收及賠償的管理(第8-11條);縣、都官所屬器物、傳車及大車車輪的修繕或報廢的規定(第12-13條);官府隸臣妾、府隸、舂城旦衣物的用料及發放規定(第14-15條)。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總稱貨幣為錢”,是錢幣作為貨幣總稱之始。在漢律貨幣文書方面對秦代有繼承有改進,比秦律更加完善。首先,將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兩大部分的內容一分為二。設《錢律》以當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前半部分,即貨幣法律部分;設《金布律》以當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後半部分,即官府財物管理和雜役人員及相關物品配備的律文。張家山漢簡《金布律》約11條,內容與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後半部分基本相同,第6-7條律文雖涉及到金和錢,但那是在講罰、贖、債務及官府上繳稅款的規定時所涉及到的,而不是正面談貨幣的文書。張家山漢簡《金布律》作為一種法律文書載體,已不再兼有記載貨幣法律的功能。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設立《錢律》,首次使貨幣法律擁有專篇文書。

第二,張家山漢簡有關貨幣的法律比睡虎地秦簡律文更加細密和完備。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前半部分的貨幣法律條文只有5條,而張家山漢簡《錢律》貨幣法律條文則有8條。不僅對行錢、行金有具體規定,而對打擊盜鑄有詳細規定。睡虎地秦簡秦律雖有打擊盜鑄的法律條文,確不在《金布律》的貨幣律文之中,見於睡虎地秦簡《效律》,而且是作為具體案例出現的。這說明張家山漢簡《錢律》對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中的貨幣法律有繼承有進步,比秦律更加完善。

 

二 從三幣制到二幣制的變化

 

在秦代和漢初的法律文書中,人們習慣稱法律認可的銅錢、布帛貨幣和黃金貨幣為“行錢”、“行布”和“行金”。在張家山漢簡《錢律》中所見法定貨幣為行錢、行金,即為二幣制。在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中所見法定貨幣為行錢、行布和行金,即為三幣制。“行布”僅見於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其云:“布袤八尺,福(幅)廣二尺五寸。布惡,其廣袤不如式者,不行。”[2]非常明顯,在秦代貨幣流通領域中除了黃金、銅錢外,還有作為貨幣流通的“布”幣[3]。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來看,漢初法定貨幣只有黃金和銅錢兩類,“布(即繒布)”已不再作為法定貨幣而是作為一種標準性的商品進入商品流通領域。因而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沒有將相關內容納入《錢律》和《金布律》,而是將其納入《市律》。在這裡尚需要討論的是: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三幣制能否代表整個秦代的法定貨幣?從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到張家山漢簡《錢律》法定貨幣由三幣制改變為二幣制在何時?

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三幣制能否代表整個秦代的法定貨幣?這個問題與《史記·平准書》記載秦代貨幣種類的資料相關聯。其云:“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4]值得注意的是,《史記·平准書》既說秦幣為三等,卻止敘其二,不及中幣,不談布幣。《漢書·食貨志》抄襲《史記·平准書》改“三等”的三為二,云:“秦兼併天下,幣為二等”。[5]這些著實令人生疑。

在睡虎地秦簡《金布律》被發現以前,人們的意見比較一致,就是改《史記·平准書》的“三等”的三為二字以合《漢書·食貨志》。如現代通行本《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就直接在正文中改“三”為“二”,作“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二]等”。[6]在睡虎地秦簡《金布律》發現以後,大都認為《史記·平准書》“三等”的“三”字不誤,多主張秦朝為三幣制。但秦朝為三幣制說者還是面臨《史記·平准書》既說秦幣為三等,卻止敘其二,不及中幣,不談布幣的老問題。這就牽涉到從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到張家山漢簡《錢律》,法定貨幣由三幣制改變為二幣制在何時?這正是下面要重點討論的問題。

考睡虎地秦簡《金布律》等法律文書,均為墓主人喜生前遺物,據同墓出土的《編年記》所載,喜生於戰國末年秦昭王四十五年(西元前262年),從始皇三年(西元前244年)始進用為地方史官,從始皇四年(西元前243年)開始在楚國故地先後任安陸禦史、安陸令史、鄢令史,始皇十二年(西元前235年)“喜治獄鄢”,即任鄢地獄掾。《編年記》應是喜的年譜之類的文書,止于喜死之年,即秦始皇三十年(西元前217年),也就是秦統一後的第5年。由此可見,秦律《金布律》三幣制實施的上限至遲當在始皇十二年(西元前235年),下限當在始皇三十年(西元前217年)以後,可能就在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210年)始皇死,二世即位“復行錢”為止。“復行錢”,一方面改12 銖半兩錢為8 銖半兩錢,對業已變輕變小的秦半兩進行規範並牟利。[7]另一個重要的內容應是將秦統一前後以降法定的三幣制改為二幣制。《史記·平准書》“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之下,只言上幣和下幣兩等,很有可能是在表述秦朝前中期的三幣制和後期改行二幣制的情況中間有脫簡。《漢書·食貨志》改為二等當為班固或其父班彪的誤解,不合秦朝實際,不足為據。

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210年)“復行錢”將三幣制改變為二幣制,中經秦末漢初的社會大動盪不見有改變二幣制的記載,直到張家山漢簡《錢律》法定貨幣仍然是二幣制。可見從睡虎地秦簡《金布律》的三幣制到張家山漢簡《錢律》的二幣制,其改變時間在秦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210年)“復行錢”時。

布幣在法定貨幣中被取消,說明自秦統一以後,一方面銅錢信用度在增加,另一方面,也當與投入流通領域的銅錢量不斷增加有關。

 

三 流通領域中的貨幣硬體管理

 

    官方對流通領域的貨幣硬體的管理,主要是對貨幣的規格、品質方面進行宏觀的監控管理及以法律手段加以維護。

     其一,對貨幣的品質標準進行管理問題。

    張家山漢簡《錢律》對行錢和行金的品質作了明確的規定,即:“錢徑十分寸八以上,雖缺鑠(磨損),文章(錢文)頗可智(知),而非殊(斷)折及鉛錢也,皆為行錢。金不青赤者,為行金。” [8]

“錢徑”是行錢品質規定中最重要的內容。“十分寸八以上”,即十分之八寸以上。《漢書·高後紀》:高皇后呂氏二年秋七月,“行八銖錢。”二者分別從錢徑和錢重兩個不同的角度記載了呂後二年所推行的同一種行錢,即:錢徑不小於八分的八銖 “半兩”錢。唐代顏師古注引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9]

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及其它法律條目,均不見規定秦錢錢徑的內容,但可從其他記載中得其大概。《史記·平准書》:“[秦]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唐代司馬貞《索引》引顧氏按語:“《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10]這此指的應是秦始皇時代的12銖秦半兩,二世時代的8銖秦半兩品質規格當與張家山漢簡《錢律》8銖漢半兩錢相同。從出土實物來看,秦始皇時代的12銖秦半兩尚能大體符合品質規格外, 8銖秦半兩和8銖漢半兩的品質規格在實際中存在較大差距,秦末漢初民間鑄造小而薄穿孔大的榆莢錢(3銖半兩)比較氾濫。

在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中,行布(布帛貨幣)為三幣之一,故對行布在流通領域中的品質有具體規定。其云:“布惡,其廣袤不如式者,不行。”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210年)“復行錢”,廢除行布,漢承秦制,張家山漢簡《錢律》沒有行布及行布品質的規定。

其二,對流通領域中法定貨幣的擇取問題。

在張家山漢簡《錢律》中,法律認可的銅錢和黃金貨幣稱為行錢、行金。同時規定:“敢擇不取行錢、金者,罰金四兩。”但對冒充銅錢的“鉛錢”、成色有問題的“青赤”金幣有權拒收。

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在官府受錢和市場上用錢也有類似規定,其云:“官府受錢者……封印之。錢善不善,雜實之。出錢,獻封丞、令,乃發用之。百姓市用錢,美惡雜之,勿敢異。”又云:“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擇行錢、布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之不謹,皆有罪。”[11]

     在“敢擇不取”法定的貨幣方面,張家山漢簡《錢律》為行錢和行金;睡虎地秦簡《金布律》是行錢和行布。前者沒有行布,後者沒有行金,這種差異是秦代和漢初貨幣種類及貨幣體系所決定。

其三,不得毀銷行錢。

張家山漢簡《錢律》規定曰:故毀銷行錢以為銅、它物者,坐臧(髒)為盜。[12]這是對流通領域貨幣的一種保護措施。

 

四 貨幣換算及其相關問題

 

     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張家山漢簡《錢律》均已表明:漢初的貨幣體系是二幣制(行錢、行金);秦代前中期的貨幣體系是三幣制(行錢、行布、行金)。這在上節已結合傳世文獻資料及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以下再就兩種法律文書及相關資料對兩個時段的貨幣計值單位、貨幣換算及相關問題進行對比研究。

其一、行錢的計值單位與進位元法。

行錢指法定的銅錢。睡虎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中所言的行錢是一種記重性貨幣,其錢文均為:“半兩”。前者指秦始皇時代錢重十二銖的秦半兩(二世時代改為八銖半兩),後者指呂後二年以前錢重八銖的漢半兩。兩種行錢計值的最小單位是“錢”。這種銅錢計值單位的“錢”與唐代以後取代“銖”而作為計重單位的“錢”有別,秦漢一“錢”指一枚法定的“半兩錢”。睡虎地秦簡《金布律》有云:“有買及買(賣)也,各嬰(系)其賈(價);小物不能一錢者,勿嬰。”因為“錢”是最小單位,所以“小物不能一錢者,勿嬰。”這種作為銅幣計值單位的“錢”不僅見於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法律文書中,而且一直使用到南北朝後期才開始為銅幣計值單位的“文”所取代。[13]

行錢計值單位除了“錢”外,還有一個以“千錢”計值的單位“貫”。“貫”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秦和漢是否都用“貫”。有一種意見認為 “‘貫‘作為計算銅錢的單位名稱,大約出現于魏晉南北朝時期。”[14]這種值得商榷的。

“千錢”有單位名使於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其曰:“官府受錢者,千錢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錢善不善,雜實之。出錢,獻封丞、令,乃發用之。”畚,是一種用草繩或竹蔑編織的盛錢器具,這種錢畚是所見最早的一種“千錢”計值單位。儘管這種計值單位只局限在一定的範圍內使用,但它是最早受到法律認可的銅錢計值單位

張家山漢簡《錢律》雖不見“千錢”計值單位,但可從相關傳世文獻中獲得一些瞭解。《史記·貨殖列傳》“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十倍)則卑下之,伯(百倍)則畏憚之,千(千倍)則役……子(利息)貸金錢千貫。”這“千貫”的“貫”就是漢代的銅錢“千錢”的計值單位,是最早見於記載的銅錢“千錢”計值單位。這樣的記載雖然不多見,但還可從相關方面得到驗證。《史記·平淮書》:“至今上(漢武帝)即位數歲……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15] “貫朽”與“不可校”相應,顯然這個“貫”與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千錢一畚”的“畚”性質是一樣的。秦畚漢貫區別只是載體和名稱的不同而已。《史記》同書同篇南朝宋人裴駰集解文本“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16]引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二十算也。”[17]進步證明漢代的“一貫千錢”與秦代的“千錢一畚”是具有承繼關係的。

     其二,行金的計值單位及其進位元法問題。

行金指法定的黃金貨幣。張家山漢簡所見黃金的計值單位有:“斤”、“兩”、“銖”。如:《二年律令·具律》:“贖死,金二斤八兩。”《二年律令·金布律》:“採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銖二。”皆為其例。睡虎地秦簡雖不見黃金計值單位的名稱,《雲夢龍崗秦簡·田贏[18]》、《岳麓書院藏秦簡(二)·數》及相關傳世文獻來看,秦代黃金計值單位為: 鎰(或作溢)、兩、垂[19]、銖。

“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的衡制,秦漢一致。[20]漢初以一金為斤既已得到證實,其一金應為十六兩。《史記·平准書》和《漢書·食貨志下》載秦代“黃金以溢(鎰)名。”南朝宋人裴駰《史記》集解引孟康曰:“二十兩為溢。” [21]《太平御覽》卷810引《淮南子》“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22]若按新出《岳麓書院秦簡(二)·數》有關黃金與銅錢的比價(詳見下)來看,當以後者為是。

其四,不同貨幣間的比價問題。

黃金自具有貨幣價值以後,與其它貨幣的比價總是處於波動的狀態。漢初,行金與行錢間的比價的波動狀態如何,張家山漢簡《錢律》沒有相關的法律條文,但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金布律》第428號簡有一條律文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有罰、贖、責(債),當入金,欲以平賈(價)入錢,及當受購、償而毋金”,“皆許之”。而且這個平價還規定時間和地區,即“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縣十月金平賈(價)予錢”。可見漢初行錢與行金比價,不僅有時間性的差異,而且還有縣域性的地區性差異處於波動狀態。

張家山漢簡法律文書沒有不同貨幣間的比價條文,而同墓出土的漢簡《算數書·金賈(價)》第46號簡有 “金賈(價)兩三百一十五錢” [23]的內容,據此演算其比價1斤黃金等於5040錢。另外,唐代司馬貞《索引》注《史記·平准書》“[漢興]一黃金一斤”引三國魏人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值)萬錢。”[24]綜合而論,漢初黃金一斤與銅錢的比價大體在五千錢至萬錢之間波動,這種波動除其他原因外,可能還與半兩錢的輕重有關。

秦代的貨幣體系是三幣制(行錢、行布、行金)。睡虎地秦簡《金布律》關於三幣間的換算規定為:“錢十一當一布。其出入錢以當金、布,以律。”此法律條文除了“錢十一當一布”的具體換算規定外,錢與金的比價沒有明確規定,《岳麓書院秦簡(二)·數》簡0970則有這一比價的內容:“金一朱(銖)直(值)廿四。”也就是說一兩黃金比價576錢,當然也會因時因地有所波動。

 

五 鑄幣權方面的問題

 

其一,反盜鑄與鑄幣權問題。

從張家山漢簡《錢律》來看,鑄幣權為國家所壟斷,凡未經授權而私鑄者視為盜鑄。

張家山漢簡《錢律》規定:“盜鑄錢及佐者,棄市。同居不告,贖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罰金四兩。或頗告、皆相除。尉、尉史、鄉部、官嗇夫、士吏、部主者弗得,罰金四兩。” “智()人盜鑄錢,為買銅、炭,及為行其新錢,若為通之,與同罪。”“諸謀盜鑄錢,頗有其器具未鑄者,皆黥以為城旦舂。智()為及買鑄錢具者,與同罪。”[25]綜合而言就是要嚴厲打擊盜鑄行錢者及佐助盜鑄者,從重懲罰知情不報者和捕捉打擊不力的官吏。

同時也鼓勵盜鑄者及佐助盜鑄者舉告同案犯、捕捉其他盜鑄者。張家山漢簡《錢律》規定“盜鑄錢及佐者,智()人盜鑄錢,為買銅、炭,及為行其新錢,若為通之,而能頗相捕,若先自告、告其與,吏捕,頗得之,除捕者罪。”“捕盜鑄錢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級。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許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隸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為庶人。其當刑未報者,勿刑。有()復告者一人身,毋有所與。詗告吏,吏捕得之,賞如律。”[26]

張家山漢簡《錢律》還規定:“為偽金者,黥為城旦舂。”[27] 行金的質地為黃金,凡含金量能達到標準,成色純正金黃。所謂“偽金”,應即張家山漢簡《錢律》第198號所謂金 “青赤者”。也就是說偽鑄者偽鑄行金時參雜其它金屬,使偽鑄品含金量降低,金的成色不正,呈現出“青赤”色。偽鑄行金者,“黥為城旦舂”,就是要依法打擊偽鑄行金者。

睡虎地秦簡打擊盜鑄的條文尚未見有張家山漢簡法律細緻,但《金布律》及《封診式》也有相關內容。《封診式》其云:“[爰]書:某裡士五()甲、乙縛詣男子丙、丁及新錢百一十錢、容()二合,告曰: ‘丙盜鑄此錢,丁佐鑄。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錢、容(),來詣之。’”[28]這是打擊盜鑄的案例,表明秦代打擊盜鑄的法律也是進當嚴厲的,凡私自盜鑄及佐助盜鑄者,都要逮捕法辦。

睡虎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嚴厲打擊盜鑄的相關法律條文及案例表明:從秦代和呂後頒佈《二年律令·錢律》前後,鑄幣權都為國家所壟斷。問題是高祖劉邦曾經“更令民鑄錢”在何時?又何時將鑄幣權收歸國有?這是下面要繼續探討的問題。

其二,呂後二年以前的漢半兩鑄造權問題。

呂後二年《錢律》頒佈以前的漢半兩鑄造權有一個由放鑄到國家統一鑄造的過程。何時放鑄?又何時收歸國家統一鑄造?下面進一步討論。

《史記·平准書》:“漢興,接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愛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司馬遷的這一記述,亦見於《漢書·食貨志》。在這條史料中明確記述了高祖劉邦:“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這一律令是對秦代貨幣的一次重大的改變。除了黃金由最高單位鎰改為斤外,就是對銅錢的重量和鑄幣權的改變。即放棄秦代以降國家壟斷的鑄幣權,允許民間自由鑄錢。

關於劉邦“更令民鑄錢”的年代問題,可從引文中“漢興”和“天下已平”兩個時間概念入手。《漢書·食貨志》有兩處使用過的這一對時間概念,後一處與《史記·平准書》相同,前一處“天下已平”作“天下既定”。考《史記·高祖本紀》高祖五年(西元前202年)楚漢戰爭結束,劉邦稱帝西都洛陽,司馬遷謂此時為“天下大定”;《漢書·高帝紀》載高帝劉邦的昭書作“今天下已定”。《史記》的《漢興以來諸侯王表》起于高祖元年(西元前206年)即秦朝滅亡和劉邦被封為漢中王之年。由此可見,“漢興”,“更令民鑄錢”,是在劉邦為漢中王以後,楚漢戰爭期間,即西元前206-202年之間的事。《史記·留侯世家》:“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29]《漢書·張陳王周傳》亦同。唐代顏師古認為:“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30]因此,可以進一步說,“更令民鑄錢”事,應在該年(西元前206年)八月,劉邦還定“三秦”之時,或稍後。這時與司馬遷在《史記·平准書》所記“[漢興]更令民鑄錢”的背景,即“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的情況相吻合。  

私自鑄小錢(或稱“秦莢錢”)之風在秦末已起,[31]進入楚漢戰爭以後,項羽雖為霸王而不能撐控天下全域,私自鑄錢之風當已無法遏制,劉漢政權尚屬一隅方國,“更令民鑄錢”,應是順其自然並有益於劉邦對項羽的戰爭。“錢重難用”只不過是借用一個說法而已。從出土的漢初銅錢的錢重[32]及相關文獻資料[33]來看,法定錢文仍為“半兩”,重量三銖,或更少。既許私鑄,又無監控,小錢、輕錢參進錢幣流通領域。肉薄孔大,錢重甚至不足一銖者。[34]其輕如榆莢,因此而俗稱漢初半兩錢為榆莢錢或莢錢。莢錢的大量鑄造,一方面,排擠了布帛貨幣,增加銅錢的流通量。另一方面,銅錢的過量發行,導致通貨膨脹,引起物價飛漲,反而更加導致社會危機。穩定市場,控制貨幣鑄造的問題逐漸突出。

漢初,鑄幣權何時由放鑄轉到國家壟斷?楚漢戰爭期間,也就是202年以前是不可能解決的。到天下既定,即202年以後,才有可能。從《二年律令》來看,呂後二年(西元前186年)鑄幣權已歸國家壟斷。結合《漢書·高後紀》及東漢應劭注文來看,在該年,始以八銖半兩錢取代三銖半兩錢。此前,所通行的銅錢為三銖半兩的榆莢錢。《唐六典·禦史台》侍御史條下原注云,漢惠帝三年,相國奏請遣御史監三輔不法事,凡九條,其中有“鑄偽錢者”。[35]表明在惠帝三年,即西元前192 年以前,朝廷已壟斷了鑄造權。《漢書·吳王濞傳》云惠帝、高後時吳王劉濞依封國內的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之徒“盜鑄錢”。[36]可為其佐證。若進一步追索,漢初國家壟斷鑄幣權,應是楚項戰爭結束,“天下已平”之時,或稍後。因為,楚漢戰爭時期,天下是項楚霸王的天下,劉邦只是作為一個地方封國國君漢中王的身份與項羽爭天下,為了破壞項楚政權的經濟體系,並讓自已合法鑄錢並在全國大範圍內建立自己的貨幣體系,乃“更令民鑄錢”,這是一項極有遠見的策略,也是一種權宜之計。“天下已平”以後,天下已是劉邦的天下,必然要改變楚漢戰爭期間混亂的鑄幣狀態,由國家壟斷掌控三銖半兩錢的鑄幣權,以匡正和穩定已有貨幣體系。這正與司馬遷在《史記·平准書》所記“天下已平”以後,重農抑商,打擊“不軌愛逐利之民”的背景相吻合。

 

 

 

以上在張家山漢簡與睡虎地秦簡所見貨幣法律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從貨幣法律文書文體、貨幣種類、貨幣硬體管理、貨幣換算、鑄幣權等方面,比較系統地考察了秦代漢初貨幣制度,並探討了相關問題。

其一,在文書文體方面。睡虎地秦簡有《金布律》,前半部分載貨幣法律條文;後半部分載官府財物管理及雜役配備方面的法律。張家山漢簡除設有《金布律》外,另創《錢律》,將睡虎地秦簡《金布律》的內容一分為二,以《錢律》為貨幣法律條文的專門文書載體。

    其二,《史記•平准書》說“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之下,止敘其二,不及中幣,不談布幣。《漢書•食貨志》抄襲《史記•平准書》改“三等”的三為二,云:“秦兼併天下,幣為二等”。歷來學者皆贊同二幣制, 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面世後,學者們又多認為秦代行三幣制,這兩種傾向都不妥。本文認為:《史記•平准書》“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之下,只言上幣和下幣兩等,當是在表述秦朝前中期的三幣制和後期改行二幣制的情況中間有脫簡。《漢書•食貨志》改為二等當為班固或其父班彪的誤解,不合秦朝實際,不足為據。

其三,從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到張家山漢簡《錢律》法定貨幣由三幣制改變為二幣制在何時?通過研究,本文認為:布幣退出流通領域與受到數量增長的銅錢排擠有關,其改變時間當在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210年)“復行錢”之時。

其四,始皇三十七年“復行錢”,對貨幣制度的改革。即將秦統一前後以降法定的12銖小孔半兩錢改為8銖大孔半兩錢。二是將秦統一前後以降法定的三幣制改為二幣制,即革除實物貨幣行布,推行行錢、行金二幣制新的貨幣體系。

其五,貨幣計值單位。睡虎地秦簡貨幣為“三幣制”,行布的貨幣計值單位僅為“布”;行錢有:錢、畚(千錢);行金有:銖、兩、鎰。張家山漢簡為“二幣制”,行錢計值單位有:錢、貫(千錢);行金有:銖、兩、斤。本文對二者相異處,指出行錢的千錢單位名稱有“畚”和“貫”;行金有“鎰”和“斤”的不同。

貨幣單位間的換算。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的行錢,一枚為一錢;秦代“千錢一畚”,漢代“一貫千錢”。行金,二十四銖為兩,漢代十六兩為斤;秦與漢一金的重量相等,差異只在鎰和斤名稱上的不同而已。

其六,劉邦“更令民鑄錢”,即改變秦代以降國家壟斷的鑄幣權,允許民間自由鑄錢。劉邦“更令民鑄錢”的年代問題,應在劉邦元年(西元前206年)八月,劉邦還定“三秦”之時,或稍後。呂後二年以前,鑄幣權由放鑄轉到國家壟斷,應是西元前202年楚項戰爭結束,“天下已平”之時,或稍後。

總之,從睡虎地秦墓竹簡《金布律》到張家山漢簡《錢律》,即秦代漢初這一時段,法律由認可實物貨幣“行布”到排斥了實物貨幣“行布”,這是貨幣史上的一個很有意義的進步。再就是關於貨幣方面的法律由初具基礎到更加細化,走向完善,為漢武帝時鑄造推行五銖錢,從法律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005年初稿,2012年第3次修改定稿)

    (本文原载于《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年第6期

并為人大複印資料《先秦·秦漢史》2013年第1期全文轉載)

 


* 本文受到中國國家社科基金專案“楚簡與東周國別史研究”(10BZS008)、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出土文獻與楚史研究”(08JJD770095)的資助。

[1] 如李均明:《張家山漢簡與漢初貨幣》,《中國錢幣》2003 年第 2 期;閆曉君:《試論張家山漢簡錢律》,《法律科學》2004 年第1 期。

[2]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金布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667號。

[3] 羅運環:《睡虎地秦簡所見秦國秦代的貨幣研究》,武漢:《武漢金融》2006年第10期。

[4][漢]司馬遷《史記》(武英殿本),見《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1986年,第180頁。

[5][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52頁。

[6][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42頁。

[7] 詳見羅運環《秦始皇三十七年 “行錢”研究》(待刊)。

[8]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8號。

[9]《漢書·高後紀》,第97頁。

[10]《史記·平准書》,第14421418頁。

[11]《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金布律》,第6568號。

[12]《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199號。

[13] 參見劉森《我國銅錢何時開始稱“文”》,《中國錢幣》1985年第1期。

[14] 陳阿泉:《古代銅錢何以稱‘貫’》,《中國糧食經濟》,2004年第2期。

[15]《史記·平准書》,第1420頁。

[16]《史記·平准書》,第1429-1430頁。

[17]《史記·平准書》,第1430頁。

[18] 劉信芳、樑柱:《雲夢龍崗秦簡》,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41頁。

[19] 垂(或作錘),八銖。見於《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130、《岳麓書院秦簡(二)·數》簡09570970

[20]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秦簡(二)·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12月,簡06460458;《漢書·律曆上》,第969頁。

[21]《史記·平准書》,第1443頁。

[22]《太平御覽》卷810,北京:中華書局影印。

[23]《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46號簡。

[24]《史記·平准書》第1418頁。

[25]《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202203208號。

[26]《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207204+205號。

[27]《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200號。

[28]《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第20號。

[29]《史記·留侯世家》,第2038頁。

[30]《漢書·食貨志》顏師古注,第1152頁。

[31] 蔣若是:《秦漢錢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7頁。

[32] 高英民、張金乾:《中國古代錢幣略說》,北京:地質出版社,1996年,第99頁。

[33]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古今注》云榆莢錢重三銖。”《史記》,第1416頁。

[34]《中國古代錢幣略說》,第99頁。

[35][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御史台》卷13,中華書局,第3793頁。

[36]《漢書·吳王濞傳》,第19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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