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
    
論乖伯簋的年代及其國別 - 发布时间:11-05-11 10:26

論乖伯簋的年代及其國別

羅運環

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

 

乖伯簋,又名歸伯敦、羌伯敦。初為清人潘祖年所藏,解放後歸上海博物館,現陳列於中國歷史博物館。《愙齋集古錄》、《周金文存》、《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小校經閣金文拓本》、《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金文總集》、《金文通釋》、《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殷周金文集成》等均有著錄。此簋出土時間及地點沒有記載。銘文中某些關鍵性的字、句難認難解,給銘文通讀帶來很大困難。過去,有些著作論及該簋銘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對該銘的理解。但對該簋的年代及國別問題的看法,諸家仍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還需要進一步地深入研究。下面,擬就此談談我們的一管之見。

 

一、對“”字的考釋

                                                       

乖伯簋的全部銘文是:

惟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

二月,眉敖至,見,獻

己未,王命仲致,歸乖伯貔(鼬)裘。王若曰:“乖伯,朕丕顯祖玟、,膺受大命。乃祖克弼先王,翼自他邦,有席於大命。我亦弗曠享邦,賜汝貔裘。”

乖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忘小裔邦。歸夆敢對揚天子丕魯休,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簋,用孝宗廟,享夙夕,好朋友與百諸婚媾,用祈純祿永命,魯壽子孫,歸夆其萬年日用享於宗室。

其中的“乖”字,原字形為“”。對此字,丁佛言“疑古世字”,[1]王國維釋“羌”,[2]郭沫若釋“乖”,[3]陳夢家釋“羋”,[4]《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隸定為“”。[5]

金文“世”字雖有多種寫法(參見第四版《金文編》),但萬變不離其宗,從止得聲,止是其各形體的最基本的組成部分。甲骨、金文“羌”字習見(詳《甲骨文編》、《金文編》),上從羊,下從人,是一個上下緊密相連的固定結構,沒有例外。“羋”字金文不見,甲骨文及漢印有此字(《甲骨文編》、《漢印文字徵》),其基本部分均從羊,書寫中所強調的是“羊”上部的一個符號,作“1”或“∧”、“∨”、“”、“”等形。因此,無論釋“世”,還是釋“羌”、釋“羋”,都與“乖”字原字形不合。隸定作“”,既脫離了原來的字形,音讀也有問題,更不可信。

郭沫若釋“乖”說:“當即《說文》字,今作乖。”但未進一步加以論證。今人雖多從郭說,然第四版《金文編》將此字收入附錄,新近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仍保持其原來的形體,看來研究者對郭說仍持懷疑態度。我們贊同郭說,試補釋如下:

“乖”字,在乖伯簋銘中是作為人名用字出現的。西周金文乖叔鼎、番匊生壺也有這個字,作“”、“”形,兩者均為人名用字,同樣無法以詞例來判斷其音讀。此字未見於春秋戰國的古文字資料。令人高興的是,本世紀70年代在山東出土的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篡卒》中卻有這個字。有關內容為:“左在和,勝。”“將,不勝。”《左傳》昭公三十年載伍子胥對吳王說:“楚執政眾而乖”,若分師擊楚,“必大克之”。意即楚國大臣人多意不和,吳師分途出擊,必能大勝。這說明,古籍中的“乖”與“和”,是一對慣用的反義詞,即《賈子·道術》所說的“反和為乖”。上引漢簡中的“”與“和”相對為文,又與《左傳》昭公三十年、《賈子·道術》的用法、涵義完全一致,可證此字確為“乖”字無疑。

《說文解字》成書比銀雀山漢簡晚兩個多世紀,所收乖字篆體作“”形,其來源已不得知曉。比《說文解字》晚約50年的東漢《郭仲奇碑》和《堯廟碑》也有此字,分別作“”、“”形。清人顧藹吉云:“《說文》,戾也。從古文別字。《九經字樣》云:隸變作乖”。[6]宋人丁度所編的《集韻》中,乖字的古文收有“”、“”二形,是銀雀山漢簡乖字形體與《說文》乖字篆體的楷書並存於此。看來,乖字的演變過程為:

 

                               《說文解字》《集韻》

乖叔鼎乖伯簋番菊生壺      《玉篇》《集韻》   《集韻》

                         《孫臏兵法》第87郭仲奇碑

 

其中雖然還有缺環,但其發展軌跡還是很清楚的。由此說明,乖伯簋的“”應為“乖”。對此字的釋讀,可以不再存疑了。

還需要對“王命仲致”中的“仲致”作點解說。楊樹達以此二字為人名。郭沫若僅以“仲”字為人名,即無鼎之司徒南仲;謂“致”是“致之以貂裘”之致。郭以“仲”為人名是對的,說他是南仲則有問題。郭沫若已認定南仲為周宣王時人,[7]而乖伯卻是周共王時人(詳下),此“仲”決非南仲。以“致”為致之以物之致,也有乖於文意。但如以古文獻中的“致命”、“致館”解釋此致字,則文從字順,似較合理。

 

二、乖伯簋的年代問題

 

乖伯簋的年代,意見很不一致,有武王[8]、康王[9]、穆王[10]、共王[11]、懿王[12]、夷王[13]、宣王[14]、西周晚期[15]等說法。為了弄清乖伯簋的年代,我們對西周中後期的銅器銘文進行了一番考察。現先將與乖伯簋有關聯的若干銅器及有關銘文內容繪製成下表:以下再分別就有關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

器名

銘中

時王

 

相關聯的人名

遹簋

衛簋

長甶盉

孟簋

穿鼎

師虎簋

豆閉簋

即簋

衛盉

五祀衛鼎

七年曹鼎

九年衛鼎

乖伯簋

永盂

申簋

走簋

十五年曹鼎

詢簋

休盤

 

 

 

 

 

 

 

 

 

 

 

 

 

 

廿七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五年

十七祀

二十年

十三年

六月既生霸

三月既生霸戊戌

三月初吉丁亥

八月初吉

九月既望乙巳

六月既望甲戌

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

三月初吉庚申

三月既生霸壬寅

正月初吉庚戌

十月既生霸

正月既死霸庚辰

九月甲寅

初吉丁亥

正月初吉丁卯

三月既望庚寅

既生霸壬午

 

正月既望甲戌

正月初吉壬寅

 

 

 

 

 

 

 

 

 

 

 

眉敖

眉敖

 

 

 

 

 

 

 

 

 

 

 

 

益公

益公

益公

 

 

益公

益公

 

 

邢伯

 

 

邢伯

邢伯

 

 

邢伯

邢伯

 

 

邢伯

 

司馬邢伯

 

 

 

 

 

 

 

 

伯邑父

伯邑父

 

 

 

 

 

 

 

 

榮伯

 

 

 

 

榮伯

 

 

 

 

 

 

 

定伯

定伯

定伯

 

 

 

 

 

 

 

 

 

伯俗父

 

 

 

師俗父

 

裘衛

 

 

 

 

 

 

裘衛

裘衛

 

 

裘衛

 

 

 

道仲

道仲

 

 

 

 

 

 

 

 

道仲

 

(一)從形制紋飾上看

 

乖伯簋,失蓋,器高15.3釐米,口徑24.1釐米,腹徑29.1釐米,底徑25.7釐米,腹深12.6釐米,重5.19公斤。呈弇口扁圓體形,獸首雙耳銜環,圈足,通體瓦紋(平行橫溝條紋),形制簡美樸素。[16]與遹簋(器身)、師虎簋、豆閉簋、即簋、詢簋、無簋器形、紋飾密切相關聯。

遹簋,失蓋,高26.5釐米,口徑29.3釐米,底徑31.9釐米,器身呈弇口扁圓體形,獸首雙耳銜環,全瓦紋,圈足下有小三足。[17]器主在此銘文中生稱“穆王”。諸家定此簋為周穆王時標準器。

師虎簋,失蓋,高15.2釐米,口徑23.9釐米,腹徑29.5釐米,底徑25.6釐米,腹深13.1釐米,重4.72公斤;[18]豆閉簋,失蓋,大小不詳;[19]即簋,失蓋,通高15.5釐米,口徑23釐米,腹深13釐米。[20]以上三器均呈弇口扁圓體形,獸首雙耳銜環(師虎簋不銜環),圈足,全瓦紋。郭沫若、容庚、唐蘭、陳夢家將師虎簋、豆閉簋,吳鎮烽、雒忠如將即簋定為共王時器。結合銘文內容考察(詳上表),可信。

詢簋,有蓋,高21釐米,口徑24.8釐米,呈弇口扁圓體形,圈足,獸首雙耳銜環,通體瓦紋。[21]詢簋的年代,唐蘭先生認為厲王時器、後改定為共王時器,馬承源、吳鎮烽以為懿王時器,白川靜以為夷王時器,李學勤以為厲王時器,郭沫若以為宣王時器。綜合考察此簋(詳上表),唐蘭的共王說似較合理。

簋的年代,諸家斷代分歧也較大。吳其昌以為康王時器,陳夢家以為昭王時器,陳建敏以為共王時器,白川靜、劉啟益、倪德衛以為懿王時器,馬承源等以為孝王時器,[22]郭沫若、容庚、唐蘭等以為厲王時器,董作賓以為共王時器。據容庚所見,此簋同銘者有三器,小大未詳。從《商周彝器通考》著錄的一器來看,也呈弇口扁圓體形,有蓋,獸首雙耳銜環,圈足,通體瓦紋,[23]形制紋飾與遹簋器身及師虎簋、豆閉簋、即簋、詢簋相同。銘文字體則與兩件壸接近,其“且”字的寫法與“三年”壸酷似,開西周中後期“且”字寬形寫法之先河。壸器主是史牆(見共王時的牆盤銘)之子,為懿、孝二王時人。無簋的時代當與其相近。白川靜等將此簋定為懿王十三年,不無道理。

總之,這種弇口圈足獸首耳全瓦紋簋,發端於穆王時的遹簋,流行於西周中期。若定乖伯簋為周共王時器,從器制紋飾考察,無可非議。

 

(二)從銘文字體看

 

乖伯簋的銘文字體,與共王時的師虎簋、永盂的字體最為接近。銘文字體中還殘存著西周前期的某些特徵,其中的文、武二字尤為突出。成王時的何尊、康王時的盂鼎,都將周文王、周武王的文、武二字寫作“玟”、“”;武王時的利簋、成王時的德方鼎、康王時的簋的武字,也是從王從武。屬共王晚年的牆盤銘文也記有文王、武王,但文、武二字均不從王。可見,文、武從王,不是整個西周時期的特點,而是西周中期偏早以前的特徵。乖伯簋銘中的文、武二字,與何尊、盂鼎等器銘寫法一樣,說明它們的時代距離不會太遠。[24]

 

(三)從相關的人物看

 

乖伯簋銘中記有兩個重要的人物,即“益公”和“眉敖”。若將與此二人有共世關係的人物串聯起來,可以互相印證。

其一,眉敖與裘衛。眉敖,也見於“九年”衛鼎。衛鼎所記是九年正月眉敖派使者來朝之事。乖伯簋銘記有同年九年益公受命徵召眉敖親自朝貢事。二器所載史實連貫,時間也相銜接。由九年衛鼎又涉及到裘衛這個人物。九年衛鼎、五祀衛鼎、三年衛盉、二十七年衛簋等四件銅器,1975同出於陝西岐山縣董家村一座西周窖穴,皆為裘衛所作之器。據諸家研究,裘衛諸器最晚的也不晚於懿王之世。共王、懿王在位時間均不到二十七年,二十七年衛簋只能是穆王二十七年。其餘三器字體,顯然比二十七年衛簋字體晚,且其中五祀衛鼎之“共王”當為生稱,此三器必為共王時器。與九年衛鼎銘文內容密切相關的乖伯簋,也應同為共王時器。

其二,益公、榮伯、師俗父、邢伯與趞曹。乖伯簋銘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益公。益公又見於永盂等器。永盂銘還記有榮伯、師俗父(白俗父),此二人又分別見於衛盉等器。永盂銘還記有榮伯、師俗父(白俗父),此二人又分別見於衛盉與五祀衛鼎。永盂中的邢伯也屢見於金文,如五祀衛鼎、七年趞曹鼎銘中皆有邢伯。十五年趞曹鼎銘有“共王在周新宮”的記載。器主生稱“共王”,證明七年、十五年趞曹二器同為共王時的標準器;七年趞曹鼎銘中的邢伯也屬共王之世。穆王時的長甶盉也記有邢伯,邢伯還見於豆閉簋、師虎簋。顯然邢伯為穆、共時人。永盂銘中另有一人叫遣仲,此人又見於穿鼎、孟簋,孟簋是穆王時標準器。“孟”之名排在其父及毛公之後,其時孟的年齡當最小,故共王時的永盂銘中還能見到。這些都是乖伯簋為共王時器的見證。

益公又見於申簋、詢簋、休盤諸器。詢簋的器制紋飾與乖伯簋同。休盤的王年為“二十年”,其字體與共王時的牆盤接近,唐蘭以之定為共王時器是正確的。此益公當為共、懿時人。由此說明,將乖伯簋定為共王十年器,[25]與有關銅銘所記的史實、人物是相符的。

總之,無論是從形制、紋飾,還是從銘文字體、內容方面看,乖伯簋都應是周共王時器。

 

三、乖伯簋的國別問題

 

(一)乖伯非“歸子”

 

對於乖伯的國屬,諸家意見分歧頗大。

王國維釋“乖”為羌,認為“羌”即從周武王伐紂的羌髳之羌,“羌伯”是其後裔。[26]

郭沫若提出:“歸乖伯當連讀,即歸國之乖伯也,下兩言歸即自標其國族與名,而乖伯則其號。古有歸子國,其故地即今湖北秭歸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本銘文自稱其國為“小裔邦”,均與此說相符。[27]

陳夢家釋“乖為羋,認為“歸羋伯”即歸子,也就是夔子,其“祖當是文王時之鬻熊,成王時之熊繹,皆有功於周”。[28]

吳闿生、楊樹達主張“眉敖”與“乖伯”為一人;楊樹達說:“眉敖者,微國之君也”。[29]前已指出,王國維誤將乖字釋為羌字,依據於此的所謂“羌伯”之“羌”為“羌髳之羌”的說法,明顯難於成立。

郭沫若、陳夢家皆謂“歸乖(或羋)伯”是楚國同姓歸子國國君,即歸子(夔子)。二家均以乖伯二字前有“歸”字,就以之聯繫到與楚同姓的夔(歸)國,加之乖伯簋銘中記有“乃祖(乖伯之祖)克弼先王(周先王),翼自他邦”,也就易於聯想到羋夔的創建者熊摯先祖——鬻熊、熊繹的“有功於周”。然而,“歸”有多義,歸亦通饋,可解作賜予、贈送,作動詞使用。《左傳》閔公二年載,齊侯使公子無虧率兵戍曹,“歸公乘馬”,又“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杜預注:“歸,遺也。”遺,意為贈與。《儀禮·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鄭玄注:“今歸或為饋。”西周早期貉子卣銘:“王令士道歸貉子鹿二。”諸家均讀為饋。乖伯簋銘“王命仲致歸乖伯貔裘”的句式,與上引三例相同。于省吾、楊樹達對此“歸”字皆讀為饋,[30]文從字順,比較合理。而且,乖伯簋銘所記王曰“賜汝貔裘”,也直接說明前一“歸”字即後一“賜”字。顯而易見,將“歸”與“乖伯”連續,以“歸”為國名,確也過於牽強。

陳夢家贊成“歸”為歸子之歸,似乎也察覺到其中的紕漏。陳將“乖”釋為“羋”,讀為“歸羋伯”,以羋為其姓。如此解釋,貌似可通,結果相反。如前所述,“乖”非“羋”,以羋為其姓則錯得更遠。先秦時女子稱姓,男子稱氏,約定俗成,中原如此,楚族亦然。楚國國君歷來只是稱為“熊某”,從不稱為“羋某”。因此,楚裔羋姓歸國的國君,也只能稱作“熊某”(如熊摯),不會稱作“羋某”。若以國名稱呼楚君,則無需冠以姓氏。在先秦文獻和金文中,先後有“楚子”、“楚公”、“楚王”之稱,從來就沒有國名加上姓氏、爵號連稱的“楚羋子”之類的稱謂。羋姓歸國國君也只應稱作歸子(夔子),決不會叫作“歸羋伯”。以“歸羋伯”的羋為姓並以之論證其為歸子,這既無根據,也不合乎情理。

再說,以乖伯為楚王族羋姓熊摯的後裔,在時間上也難於自圓其說。歸(夔)國的首創者為楚君嫡嗣熊摯。《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載:“夔(歸)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成、鬥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這是有關熊摯建夔的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原始記錄。但《左傳》沒有交待熊摯為楚國何君之子及其建夔的時間,後世注家由此產生歧議。從古到今,比較流行的傳統看法,是將熊摯看作是楚君熊渠中子摯紅(《史記·三代世表》寫作“鷙紅”),時在周夷王、周厲王之世。本文作者之一何浩不同意上述看法,考定熊摯為楚君熊勝嫡子,活動時間在周孝王、周夷王之時,與乖伯簋銘中的乖伯毫不相干。[31]其道理極為簡單:無論是厲王、夷王還是孝王之時,都在共王之後。換句話說,活動於共王時期的乖伯在世時,熊摯還沒有降生,其時更談不上創建?姓歸國的問題,熊摯之前早已有之的乖伯,決不可能是熊摯的後人。由此可見,強以乖伯為羋姓歸國的國君,僅就時間而言,也是說不通的。

吳闿生、楊樹達認定眉敖與乖伯為一人。楊樹達還說眉敖為爵稱,乖伯是其字,歸夅是其名[32]。這樣上下文意貫通一氣,沒有割裂之感,似也較合情理。不過,也存在著另外的矛盾。吳、楊均謂眉敖的“敖”系指“外國君長之號”,但簋銘明言乖伯之父為“王”,而眉敖明稱“敖”,這就是矛盾。再說,以乖伯與眉敖為一人,也缺乏相應的佐證。從簋銘文義來看,也很難排除本為二人的可能性。因此,吳、楊以乖伯為微(眉)國之君的說法,仍然令人疑惑。

 

(二)乖伯國屬的蠡測

 

乖伯簋銘中,周共王山命乖伯云:“朕丕顯祖文、武,膺受大命。乃祖克弼先王,翼自他邦,有席於大命。我亦弗曠享邦,賜汝貔裘。”表明乖伯是來自“他邦”,是周王“享邦”的對象;其先祖曾經輔翼過周共王的“先王”。簋銘又記乖伯受命後的感激頌揚之辭云:“乖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忘小裔邦”,“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簋。”乖伯不僅自稱“小裔邦”,並且這個小邦的君主是稱“王”的。凡此,都表明乖伯非異姓諸侯莫當。另從稱謂上看,“乖伯”,同於金文中的“散白”、“白”、“曾伯”、“伯”及《左傳》中的“秦伯”、“鄭伯”,確屬國君稱號。“某伯”之前的字皆為國名。不言而喻,“乖”,理應是其國名,“乖伯”,也就是乖國之君。

然而,有如等國只見於金文一樣,乖國也未見於文獻記載。之所以被認為是古籍漏記的古國,是有賴於不止只是一件的器、器作其歷史見證。[33]乖之為國,看來也還需要相應的佐證。

1972年,在甘肅靈臺縣出土了乖叔鼎。這對於史籍失載的乖國說,無疑是又提供了一分極為珍貴的資料。特別是它的出土地點,更有助於說明一些問題。

乖叔鼎銘只有三個字:“乖叔作”。此乖叔,當類似於金文“楚叔之孫途”、“楚叔之孫倗”的“楚叔”,第一個字是國名,第二個字則顯示其與國君關係的身分。這與乖伯簋的“乖伯”可以互相印證。此鼎立耳柱足,耳微向外侈,足內收,鼓腹圓底,頸飾一週四葉間圓渦紋,具有西周前期的特點。報導者將其“定為西周早期,約當康王時期”。[34]可見,乖國是西周前期就有的古國。這說明,乖伯簋銘所記乖之先祖“克弼”周之文、武,是於史有據的。這也更加證明,乖國與遠在其後才建立的羋姓歸國,確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乖叔鼎出土於靈臺縣什字鎮姚家河的一座西周墓葬。乖國故地,當在此地,或與此地相鄰近。

靈臺南與陝西麟遊縣毗鄰,與商末周人居地岐山也不甚遠。其時乖人與周人當早有交往,隨後又出兵助周滅商,以致“有功於周”,這也是情理中事。《史記·周本記》載:周武王九年“東觀兵,至於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此“八百諸侯”之名,一無記載。兩年後,周師再渡盟津,“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然所記者也僅是“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大量“諸侯”失載。看來,乖伯的先祖,當屬於這些眾多失載的諸侯之一。

另外,西周時期秦隴地區不僅乖國國君稱王,國之君亦稱王,如王鼎、觶及散盤銘所記;國國君又稱伯,如伯甗銘所記。這些,都可與乖國國君既稱王又稱伯互證。

眉敖為眉(微)國國君。西周金文散氏盤中的眉,即《詩·大雅·嵩高》“王餞於郿”之郿,地在今岐山縣東南的眉縣境內,也是西周時期秦隴地區的一個小邦。郭沫若說:“眉敖之來,乖伯或即與之偕來,故王命仲致之以貂裘也。”[35]乖、眉都在宗周以西。“偕來”,可備一說。

以上研究表明,無論是從形制、文字還是從有關人名來看,都應該將乖伯簋認作是共王時器。乖伯和眉敖不是同一個人的不同稱名,而是兩個不同小國的國君。乖伯既不是羌、眉(微)之君,也不是羋歸(夔)國熊摯之後,而是參加周武王盟津之會卻不見於文獻記載的西域“諸侯”的後裔,其國名為乖,其地望不出秦隴,當在今陝、甘邊的靈臺、麟遊一帶。這就是我們的初步看法。這個看法是否恰當,還有待於方家郢正。

 

 

               (本文原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 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頁。

[2] 王國維:《觀堂集林·別集·羌伯敦跋》,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195頁。

[3]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乖伯簋》卷七,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147頁。。

[4] 陳夢家:《商代地理小記(二)》,《禹貢》第七卷第六、七合期。

[5] 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

[6](清)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6年,第53頁。

[7]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無鼎》,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147頁。

[8] 吳其昌:《金文曆朔疏證》,經容庚說。

[9] 吳其昌:《金文曆朔疏證·羌白敦》,《燕京學報》第6期。

[10] 柯昌濟:《華閣集古錄跋尾》卷十五,香港:崇基書店影印本,1968年。

[11]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18頁;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曆的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1982年特輯;劉啟益:《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與共和宣幽紀年銅器》,《古文字研究》第九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殷滌非:《商周考古簡編》第109頁;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55頁。

[12]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尺規》,《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第1期;盛冬鈴:《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文史》第17輯。

[13] []白川靜:《金文通釋》卷五,日本:白鶴美衛館,1968年,第425頁。

[14]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卷七,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洪家義:《金文選注繹》,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73頁。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編號04331,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

[16] 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

[17] []白川靜:《金文通釋》卷二,日本:白鶴美衛館,1968年,第139頁。

[18] 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

[19] []白川靜:《金文通釋》卷二,日本:白鶴美衛館,1968年,第400頁。

[20] 《文物》1975年第858頁及圖版拾。

[21] 《文物》1960年第2期。

[22]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1頁。

[23]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上349頁、下172頁。

[24] 唐蘭也有類似的說法。參見《永盂銘文解釋》,文載《文物》1972年第1期。

[25] 乖伯簋銘文首書“惟王九年九月甲寅”,隨後又記有“二月”及“己未”,說明此簋作於十年。

[26] 王國維:《觀堂集林·別集·羌伯敦跋》,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195頁。。

[27]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乖伯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147頁。

[28] 陳夢家:《商代地理小記(二)》,《禹貢》第七卷第六、七合期。

[29]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85頁。

[30] 于省吾的讀法見《雙劍誃吉金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楊樹達的讀法見《積微居金文說》乖伯簋及再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7576頁、184186頁。

[31] 何浩:《“胡為夔出”說辨證——兼論羋夔立國及歸胡地望》,《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楚滅國研究·羋姓夔國索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

[32]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乖伯簋跋及再跋,中華書局,1997年,第184-186頁。

[33] 關於對國和國的考證,分見盧連成《西周國史跡考略及相關問題》,載《西周史研究》,《人文雜誌》叢刊第二輯,1984年;何浩《羕器、養國與楚國養縣》,《江漢考古》1989年第2期。

[34]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靈臺縣文化館:《甘肅靈臺縣兩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35]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乖伯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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